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发表突破底线的挑衅性言论，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甚至暗示日本要军事介入台海问题。这是1945年战败以后，日本领导人首次对华发出武力威胁，震惊国际社会。

　　高市的言论绝非孤立的“失言”事件，而是日本政治光谱加速右移的必然结果。相关言行，深刻地揭示了战后长期被压抑的右翼保守“基因”正在被重新激活，并与国力衰退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情绪相结合，共同推动日本政治生态发生结构性质变。

　　右翼“基因”的政治显性化

　　高市早苗的强硬右翼姿态，受到她所忠实继承和极力推进的日本国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这股思潮源于战前的“皇国史观”，以否定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拒绝接受东京审判结果为基本认知前提，在政治思想层面主张摆脱反省侵略历史的“自虐史观”，恢复大和民族的“自豪与尊严”，重新找回日本的强国荣光。在政策路线层面，则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以推动修宪、实现国家“正常化”为目标。这股政治思潮在战后的日本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以“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占据主流的冷战时期，右翼思潮只能居于政坛的边缘角落。

　　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经济盛极一时，叠加冷战的终结，日本不再满足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角色，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政坛“55年体制”下“保革对立”格局走向瓦解，开启了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进程。进入21世纪，经历了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两个长期政权，一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占据政坛主流。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遗产，就是将右翼思潮彻底拉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高市早苗的政治光谱与安倍高度重合，甚至更为“纯粹”。她是安倍思想的忠实“迷妹”，也是其理念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三个标签，构成了高市的政治底色。

　　——历史修正主义者。高市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核心成员，该组织是日本最大的右翼保守派政策团体。她从不讳言自己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执念，并对“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存在，持明确的抗拒姿态。

　　——修宪“急先锋”。高市对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渴望”，已经超过安倍的现实主义路径。她主张的不仅是日本自卫队入宪，而是更彻底地恢复“交战权”和“国防军”，实现日本的所谓完全“正常化”。

　　——对华强硬“鹰派”。在安倍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框架下，高市将其演绎得更具对抗性。她所主导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其核心就是要在高科技、供应链等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联合美国及其盟友构建“对华包围网”。

　　高市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是其右翼意识形态的必然延伸。对日本右翼而言，台湾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外交议题，而是承载其意识形态、地缘战略乃至历史情感的复合体。日本右翼势力普遍认同“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其渲染台湾海峡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一旦两岸统一，日本的海上通道将被“扼住咽喉”。他们将台湾视为对抗中国的最前线。“协防台湾”被包装成“保卫民主”的意识形态之战。更隐秘的背景是，日本右翼对“苦心经营”半个世纪的前殖民地台湾怀有特殊的历史情结。

　　因此，高市早苗的言论，是这股右翼基因在现实政治中的显性表达。她通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最强硬的姿态，一方面是宣示自己是安倍之后最坚定的保守领袖，向党内保守派和右翼支持者发出政治动员，另一方面，也是在试探和冲击日本战后的政治红线，为其最终挑战修宪目标积累政治动能。

　　政治光谱的结构性右移

　　如果说高市进一步激活了右翼“基因”，那么日本整体政治生态的右倾，则为这种“基因”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肥沃土壤。从高市的挑衅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的认知和叙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外部威胁感知压倒了和平主义共识。这是日本政治右转最强大的外部推力。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叠加中国崛起带来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冲击，在日本国内催生了深刻的安全焦虑。这种焦虑情绪，使得“和平主义”和“专守防卫”的传统理念逐渐失去认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现实主义”，即认为日本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自保。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日本将拥有“反击能力”，并将防卫预算提升至GDP的2%，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根本性转向。

　　其次，自民党内政治光谱和权力重心的右移。21世纪以来，源于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的“清和会”(安倍派)首相辈出，而以“宏池会”为代表的传统“鸽派”势力日渐式微，右翼保守势力占据了党内主导权。这导致了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氛围。在自民党内部，对华强硬、主张扩军修宪的“鹰派”立场，成为了获取党内支持和政治升迁的“政治正确”，政客们争相展现作为“爱国者”的果敢强硬姿态。高市早苗的出格言论，正是在这种“鹰派竞赛”中脱颖而出的策略。

　　第三，在野党的集体失语与制衡失效。日本政治右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的在野党。昙花一现的民主党政权倒台后，在野势力陷入长期分裂和羸弱的状态。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主要在野党，或是在安保议题上与自民党趋同，或是根本无法提出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而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更使自民党的激进右倾路线失去了“刹车片”。自民党内右翼派系和右翼民粹日本维新会的结合，诞生了战后最右政权，使高市的政治“暴走”可以畅通无阻。

　　民粹主义躁动及其政治动员

　　如果说右翼基因是种子，政治生态右倾是土壤，那么民粹主义躁动就是助其“野蛮生长”的催化剂。高市的挑衅言论，精准地利用和反哺了正在日本社会蔓延的民粹主义情绪。

　　这种民粹躁动是“网络右翼”与排外情绪的共振。随着右倾思潮的蔓延，日本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以“反中”“嫌韩”为特征的排外性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络被急剧放大。这群被称为“网络右翼”的群体在现实中未必是主流，但在网络空间中声量巨大。高市为代表的新一代右翼政客极为擅长使用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他们使用极具煽动性的“非黑即白”的话术，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这部分受众对话。他们将复杂的台湾问题，渲染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危机叙事。他们将中国的正常发展和维权行动，一概定性为“霸权扩张”和“安全威胁”。他们将对华强硬包装为“爱国”，将任何不同意见打上“卖国”的标签。高市在台湾问题上的出格言论，正是为了迎合和巩固这部分民粹主义基本盘，将其转化为自己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本。

　　日本的民粹主义，还体现在一种对国家“衰落”的普遍焦虑上。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经济长期停滞、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未来缺乏希望的现状普遍不满。右翼民粹主义者巧妙地将这种内部的不满和焦虑，引导向外部的“敌人”——中国。他们构建的叙事是，日本的困境不是源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源于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霸权挤压”。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痛苦的内部改革，而是要对中国“敢说敢做”，重塑“强大日本”。

　　这种民粹主义躁动正在绑架日本的现实决策。当“反华”“嫌中”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正确”，当对外示强表态成为政客的流量密码，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空间已经被急剧压缩。林芳正等自民党内传统“鸽派”和商界大佬忌惮于“亲华”标签，纷纷噤声，而像高市这样诉诸爱国情绪、煽动对外示强的民粹政客的鼓噪，则甚嚣尘上。她的挑衅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目的是通过激化矛盾来凝聚国内危机共识，稳固自身执政地位，至于这是否会将日本拖入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对抗，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

　　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是日本政治深层病灶的一次集中发作。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右翼思潮蔓延、政治生态右倾与民粹主义的危险共振，将日本再次推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只是对于走在漫长国力下坡路上的日本而言，右翼的这次“激情崛起”更像是一次“回光返照”，无法扭转历史大势，只会加速日本的衰落进程。

　　(作者项昊宇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