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意大利创新局局长、欧盟委员会顾问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教授受邀参与“明德战略对话2025”，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化新动能”，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展开深度交流。本次对话聚焦于中国发展道路、全球技术竞争、中欧合作前景等核心议题，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

　　中国在传承中开放，以发展谋福祉

　　王文：非常欢迎各位再次关注“明德战略对话”。今天，我倍感荣幸地邀请到弗朗西斯卡·布里亚(Francesca Bria)教授。她不仅是意大利的知名教授，更肩负着诸多社会与公众事务的重任。她现任意大利创新局局长，同时也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顾问。

　　布里亚教授上一次来华是2012年。这一次，我们和“明德战略对话”另外一些成员朝夕相处，去了上海、浙江，现在又回到北京，有了很长时间的沟通和交流。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相比12年前您来中国，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改变有哪些？此次中国行，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出席本次对话。十二年前，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完博士学位后，我来到了中国，然后在清华大学做研究，还去过上海世界博览会。我对当时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颇感兴趣，同时也非常关注高校间的合作与科技交流。

　　我非常珍视此次对话机会，可以共同探讨未来前景。我们的对话大都聚焦于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以及与之相伴的诸多重大挑战，包括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等问题，尤其是当前全球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与中国携手合作，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真正服务于民。

　　我也看到，中国在传承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以积极主动的开放姿态拥抱未来，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持续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不仅聚焦于改善人民的福祉和生活，也着眼于未来。到目前，我已经拜访了很多企业和高校，整体体验非常有趣，也充满积极意义。

　　期望欧中关系更缓和、更具合作性

　　王文：其实过去12年，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使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到全球治理和创新的进程，这在我看来非常重要。12年前，您在中国学习，现在成为重要的欧洲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身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崛起和与世界交流的进程中，我们也发现出现了很多误解。在您看来，最大误解出现在哪里？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此前，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多边建制、自由贸易、获公认和接受的治理规则，但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体系并非行之有效。

　　在欧洲，我们自己也不得不经历一个过程，去逐渐了解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和消极影响。有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涓滴效应”的，也就是说，发展得越快，产出就越多，创新速度和全球化进程越快，就越能实现增长，并将增长成果分配至全社会。

　　但现在，我们意识到这和现实不符。虽然经济增长了，但很多工人却失业了。当前，欧洲正竭力面对严峻的产业竞争力差距问题，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贫富分化、工人就业困境，以及气候变化，都对过去达成的共识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今，我们亟需寻找新的路径来应对这种全球性重大议题，还需要考虑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社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我认为，欧中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难题，部分源于某种割裂状态。比如，美国在处理全球经济事务时采取对抗性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导致了一些变化。比如在欧洲，我们看到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极化现象加剧，很多人对于未来应该采取何种治理模式，感到困惑。

　　从我深入参与技术与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及其全球发展态势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从未见过权力如此集中的现象——极少数公司掌控着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新兴数字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主权，以及诸多平衡都构成了威胁。当前，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治理这场技术革命。

　　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性极高，尤其是在贸易、安全和技术创新方面。许多欧洲经济体属于出口外向型经济，能源依赖度极高，比如需要从俄罗斯进口，这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脆弱性。

　　此外，关键矿产、关键性产业以及稀土资源也高度依赖中国。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局势的恶化。基于此，我认为，我们更需要与中国建立更为缓和、更具合作性的关系。

　　关于未来国际合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目前尚无明确共识。当然，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包括脱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注重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这对欧洲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探索一种互利共赢的模式，互相借鉴。我无意回避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信任彼此，建立更多的关系。显然，双边关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多样化是一种价值而非威胁

　　王文：很多生产方式的不一样、生活方式的不一样，产生了一些误解或相互理解方面的困难与障碍，我都能理解。但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如何看，就是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包括欧洲对中国“去风险化”的担心，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并不接受中国的崛起，不希望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崛起，更重要的是不接受一个和自己制度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崛起，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些冲突。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一个更加多极化、多样化的视角看待未来。大多数欧洲民众将多样性视为一种重要价值，在教育系统、经济中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中，都可以观察到多样化。当然，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看法。有些国家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这些都会影响或阻碍我们对多样化重要性的理解。

　　我认为，多样化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价值的。东西方之间不应产生隔阂。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确保中国在能源转型和技术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比如，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的更多人摆脱贫困，提升大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我想，中国正发挥重要的作用。

　　欧洲也在积极与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奋斗，以增进对亚洲的理解。

　　这种合作不应局限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更应包含许多非大型的国家。特别是在我研究的领域内，我们始终在向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巴西及非洲国家等众多各具特色的国家学习，它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这对我们理解世界运行的多元逻辑至关重要。

　　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推动不同文化向前发展，而非制造对立。在保护彼此独立和自主权的同时，也要维护各自的文化和制度。

　　欧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是意大利人，我们习惯于进行长线思考，这一点很重要。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欧洲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

　　以“有为政府”和长期主义塑造国家创新体系

　　王文：中国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其实有很多创新，近年来在人工智能(AI)、航空航天、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我们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模式也有很多创新。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相应地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而非仅仅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种完全自由化、放任自流的市场模式。

　　我们也出现了更多的政治创新，不是采取了美国那样的选举人制，也不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靠一张选票来定夺政治领导人。我们用了更加完善的、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全过程民主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才造就了我们现在政治领域更多的高效、廉洁以及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不断地完善政治制度。

　　我很想知道，作为一位研究创新的教授，您是怎么看待中国这种创新体系的？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当然，中国拥有极为成功的创新体系，特别是在技术转化方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国是如何将高校和学术机构研发的科学技术有效地转化到经济领域，最终使得这些技术在市场上充满活力地发展的？我认为，这正是有这样的创新，以及创新传播体系，包括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合作模式，比如公共部门设定方向和目标，民营部门负责执行并塑造市场。这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

　　在产业层面，我们观察到了这种创新类型，比如电动汽车、生物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等。令人关注的是，企业如何整合这些技术以解决自己面临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这些和欧洲的情况很类似。在欧洲，我们在各个细分行业中面临着极为激烈的竞争，并且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尤为关键的是，他们能够将技术有效整合到自身的供应链中。

　　中国在大规模扩散和传播应用技术方面做得非常好，这种由政府确定发展方向、企业大规模应用此类创新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正引发其他国家的浓厚兴趣。

　　中国的另一个成功经验，在于其长期的目标和愿景。从中国的创新轨迹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创新需要很长时间，也需要有冒险精神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最终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整个创新周期中，具备承担经济发展风险的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如何在创新上进行投资，非常重要。

　　比如有些时候，企业无法承担风险，否则它们就会破产。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如何确保国家也有“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精神”，这也是我们从中国的发展中观察到的另一成功实践。

　　我们还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进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新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时，必须应对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以及从机器中持续提取数据的挖掘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降低能源消耗或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不仅会带来显著优势，还能以高效清洁的能源推动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制定与数据相关的战略，因为数据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原材料。数据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产，还在推动人工智能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数据也是一种集体利益和集体产物，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涉及文化、体制机制及规则，这些都是人工智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全球可适用的方式，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创新体系中合作，同时维护数据主权。比如在欧洲，我们有各种监管人工智能的方式，也非常关注信息自主权、人们的隐私，以及文化传统。

　　如果我们能够在新的市场上进行合作，尤其是在由人工智能和数据所创造的新市场中进行合作，那将会实现双赢和共赢。这种合作不是由某一方来主导，而是通过真正的协作来实现，这意味着我们要保护彼此的国家主权、尊重彼此的差异。

　　AI与数据时代 应捍卫主权、拒绝霸权

　　王文：我们面对技术创新时，往往倾向于从未来的视角进行审视。正如您所知道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在发起“2050研究计划”，让我们来畅想一下2050年，您怎么样看待2050年的国际发展格局以及创新体系？

　　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我认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所谓“技术争霸战”，这为构建更加民主和平衡的体系，带来重大挑战。之所以称之为挑战，是因为如今少数几家企业正试图控制数字经济，因为它们的实力显著增强，资源高度集中，不仅涉及经济基础设施，甚至还包括社会经济领域的权力。我们将其称为“科技巨头”，它们主要来自美国。同时，中国也有类似企业的涌现。

　　如果它们不受规制，就可能像我们如今在美国所见的那样，获得过大的政治权力，控制社交媒体，控制民众数据，甚至会干预到选举。这类情况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中，也屡见不鲜。

　　与其说一开始我们就进行技术竞赛来决定哪项技术做得更好更快，不如从人性本身出发来进行变革，比如考虑如何使人们能够脱贫，如何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如何改善我们的卫生医疗体系，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更加宜居，如何让人们在地球上生活得更好。

　　在我们看来，任何问题的起点都应该由此着眼，从公共利益出发，从人类所面对的挑战出发，继而探讨科学技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实现我们宏大的目标，然后在这些方面发力开展重点合作。同时想想，在这种背景之下，贸易应该扮演哪些新角色，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开展数据治理，如何对金融服务制定更好的规则。

　　网络安全和气候问题同样亟待关注。其中，气候变化更是重中之重；为人们提供经济适用房，这应当成为国际合作的焦点，而非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出口管制、颁布禁令和制裁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终究无法让我们充分把握这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未来机遇。

　　我们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尽管我们已经见证了诸多进步，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进步服务于人类福祉与共同繁荣，而非制造新的鸿沟或催生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本文内容摘自意大利创新局局长、欧盟委员会顾问弗朗西斯卡·布里亚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的对话，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